24小时在线博客

【史海钩沉——35】

　　在钢铁厂里，“大干快上”是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我轧钢，自虐是“轧钢驴”，克雄干铸造，连驴都算不上。其它还有“炼钢马”和“锻钢骡子”。一年前我在博里写过这个，有个80后的小逼孩儿留言“对工人阶级怎么那么不尊重，你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多么的伟大！”我想回骂“你知道工人是甚？我们就是，我们骂自己还不行吗？”后来那家工厂破产了，中国轰七轰八战机的弹仓弹簧钢从此断顿儿。工友有到街上表演耍蛇养活老婆孩子的，被蛇咬了N多次，死里逃生才养活娃，那娃就是80后……
　　中国的历史不知道哪年为哪般就忽然光明灿烂起来，民族内讧也忽然烟消云散。唯一的过结儿在网上——80后的笑50，70后的笑80，50后的又指责70后，中国的是非变得很滑稽。是非曲直就这么简单。爱国不爱国也在你一句是否喊了“万岁”。那天看央视“法制节目”，一个老太太坐在警察对面，经不住威严，亲口说了句“警察叔叔我错……”不由自主，脱口而出……这算什么事儿啊。
　　我和克雄一边轧钢，一边铸造，一边又躲到钢厂废墟的破工棚里交换原创文学作品。他写诗，朦胧的，我也写，给他看的少，自己觉得写朦胧不行，老实在，因此只写小说，自己觉着前20年过得复杂，干这个将来有戏。工棚旁边有个化验室，服务于炼钢车间，那也有个朋友，现在在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当教授。后来我第一个辞职，为了自由，克雄第二个辞职，为了自由，那个化验室的同学没有辞职，后来当了教授，不知道有没有自由，现在见了我总叨唠“总想写东西，但是公家人的事情太多，身不由己呀……”还有个同学是班上的坏孩子，后来打着工农兵的牌子上了水利学院，现在是南水北调工程一总工……
　　现在逢年节，我们有时候小聚一下，只见齐刷刷一排坐得是“地富反坏右”、“红五类加黑五类”、“工农兵学商”、“三反分子现行反革命加年富力胜的革命干部”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外加几个“狗崽子”。还有两个干到了省长位置，更有一个直逼政治局（这个保密）……
　　这就是我们一代人，五零后们。人人鬼鬼不分，真乃打翻了的调料瓶子，五味杂陈。
　　克雄辞职后活得一直很自由，大概因了文革的深刻。我不一样，健忘，因此落红尘太深，直到现在还写字，还写得是“博”，难怪郑渊洁称自己的博叫“勃”，很不规范，很淫，但很实惠，很需要，潜藏着这代人的险恶用心。
　　我们有些人在写传了，不是回忆老爹老妈如何长征路上吃皮带。我们写的充其量是点怀旧，怀的又是那个坏且自由的世界。老徐的电子杂志《开啦》我只看过第一期，那里面的情形就写的这个（其它几期就不再看了），王朔的小说里也有这个，但是看着累，得从字缝儿里拣着读。这是一些似乎被抛弃的人等，不过这话不得由他人来说，是我们自己抛弃自己，现世里的自由似乎只有如此才能争得，不信你试，当你找不到工作，看不到前程的时候，不过大概很少，现在的娃们牛逼，到国展去应聘，开口就要八千，企业主趴鼻子上一闻，还有奶味儿，（也有可乐味儿的），一摆手，玩儿去。
　　闲话少说，上次登了克雄的关于1981年《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这次我又讨来了“续”。是为寄托，寄托甚，只有自己知道……
　　您哪,爱看不看,请便！

《陈年旧事--关于1981年<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续］（下文/陈克雄）

　　《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没有开幕式，就那么开展了。参展的艺术家们混迹于观众里，也跟着傻乎乎的看着。参展的很多人该上课的上课，该上班的上班。孔长安是他们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很忙。忙人容易露馅，还有案底。结果，孔长安在中央美院读研时又被提溜去做了学生会主席。强润伟说他当时进了大学以后把他吓坏了。有些人半夜三更就起来做功课。到底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那些上班的人纷纷的泡病假跑来张罗，在展厅里晃来晃去的。看见有漂亮的女孩，就想法上去勾引。后来就有了许多的骚事，还荡气回肠，但好像结果都不太好。
　　据后来的统计，参观《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的观众达六万多人次。那么展期十来天，平均每天都得几千人。这还不包括熟人带熟人，熟人的熟人。我在门口也卖过票，现在不再流通的人民币五分钱一张票，当然见到美女就不要票了。当时有个美女也在那帮着卖票，还给人解释：展览的艺术是想象派。
　　在展览期间，最烦人的是要解释。很多人要问：什么意思？一般来说，问这种话的人都是不怀好意。大多数人都喜欢不懂装懂，都能不够，问你就是明知故问。抓住把柄，嘲笑你，这就是人性。有些人不明白，还给人解释，还挡不住，最后伤心不已。想想，艺术怎么可以解释呢？痴人说梦?雾里看花？脱裤子放屁？对我来说能说清楚我就不做艺术了。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劳什子也可能就是艺术的感觉。总之，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就错。就连释迦牟尼那么聪明的人最后都感叹道：说了一辈子，一句都没说着。所以，拈花微笑，会心一笑，那情景，似乎就有艺术的意味。有人说：艺术是经验，为此还写了一本挺厚的书。我只觉得艺术可能也是一种觉悟的道路。
　　但是不能说也得说，展览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应。当时当地的主流报纸出现了针对这个展览的批判文章，而且，社会上风传要封闭这个展览。那么，观众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有些参展的又爱表现的人也就越说越多，再怎么挡都挡不住，还闹的不愉快。本来很多作品只是在艺术的范畴里，那有些人却硬要往政治上扯，这就正中了别人的下怀。有些游戏是不能玩的，人家是庄家，怎么出牌人家说了算，我等城市滑头装疯卖傻，高兴一下，也就罢了。现在既然已经上了牌桌，没敢想过什么输赢，打完牌就走，然后自己想玩什么还玩什么。现在可好，有人把大家往险恶里拉扯，那有些人可能哪还没有活出来，不太了解人性的黑暗，你说的多了，不知道怎么就冒犯了谁了，或者刺激了谁了。而我们中很多人在成长时就经历了很多。我家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抄了两次，张光荣家被抄过四遍，写诗的阮小五家里贴满了大字报，就连门上都故意贴的有，家里人过来过去都得低身钻过去。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真是一次人性大暴露，人性中的恶显现的淋漓尽致。当然，这一切都只好无奈的是财富了，是一种觉悟，在日后都是受用不尽的。我好像觉得先苦后甜，还是先甜后苦，最终是个平的，大多数人不懂，说话做事过头，是想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或者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再或者就是想踩着别人往上爬。只是，这些东西是要回来的。对因果报应我是半信半疑,但是人事间的事情又让人迷惑不解，有神助？有鬼为？有人在使绊子？我只觉得天下的事都是来来回回的。那么，什么是报应？有人解释说报应如同回声，你对着山谷喊；操你妈。回来的声音就是操你妈，操你妈，操你妈。现在网上说的更好：出来混是要还的。说的真好，向最初说这话的魁人致敬。                 
　　孔长安和我企图扭转那种胡扯乱说的的局面。给有经历的一说人家就明白，给有些人一说，就翻白眼，还有拍案而起的,很不愉快。那也就不说了，本来是玩的事，闹的不愉快就没啥意思了。那么，谁愿意说就让谁说去。结果，说的多的人后来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有一天，孔长安告诉我说由于咱们这个展览在社会上影响太大了，现在展览所在的辖区的搞文化的部门要和我们开个座谈会，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和人家好好谈谈，尽量说明这是艺术，不是政治，没有意识形态。我那天晚上就留下了，等来了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小伙子，装束的像个政府机关的文职人员，他长的挺好，还带了个大录音机。那天晚上我和孔长安和那文职人员谈了两个多小时，我觉得我们说的尽量的很真诚，甚至犯傻，只是我们一直很警惕，因为是面对给政府做事的人。所以，言语的来往我们从来没有沾过嘴光，尽量的很轻松，冒冒傻气，都客客气气高高兴兴的。很多年后我在街上看见了那个小伙子，头戴大盖帽，穿一身警服。我很欣喜，验证了孔长安和我的最初的判断。
　　展览完后没过一个月，有一天，我正在单位里鬼混。我们车间的头找我说：你到保卫处去，有人找你。我知道,他们终于来了。
　　去保卫处的路上，碰见了一个熟人，他知道我正在勾引我后来的老婆。我告诉他如果我回不来了，就通知我的女朋友就让她另谈别人吧。
　　进了保卫处，报上姓名，人家说有两个市公安局的人在政治处等你。我去了政治处，有两个中年男人，一个黑个脸，一个看着挺和善，和善的人给我说：找你两件事：一个是《视野》杂志的事，一个是《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的事。你明天到市公安局0处找我们，我姓樊，这位同志姓王。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去了，他们在等我。他们让我坐在他们对面，姓樊的问我，姓王的做记录。姓樊的一直挺和善。姓王有时候对我说话恶声恶气的，那么,从此以后我就看不见他了。我看他们是事先计划好的，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唱黑脸也不要紧，我才不会恨他的，恨他我就成了他的奴隶。而且我所做的事都是明的，没什么可隐瞒的，有什么说什么，所以他们一直也没有难为我,更没有指责我。询问也就不到一个小时，他们让我回去写份材料，回头送过来。我写了材料送去的时候，同时参加艺术展的马也驰非要跟我一起去，我怎么挡都挡不住。我说我都说了是我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拿你的画去参加展览的，你去干嘛？马也驰不知道那根筋别上了，非要去，就一起去了。
　　在市公安局门口，我在传达室打了电话，姓王的黑着脸出来了。他好像对他的扮相也很厌烦，生活中人要总是黑着脸，那只能反应出他生活的不好，那里有问题。姓王的接了我写的材料，指着马也驰问；他是来干啥的？我介绍了下马也驰。姓王的很不耐烦的给马也驰说：你回去，回头我们找你。看来他们工作做的很细，马也驰本不在他们要找的范围。后来他们确实去了马也驰的单位，但是没有找马也驰。
　　现在回忆起来公安局的那两个人一直对我不错。我尽量的想他们还是能理解我们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共同的世界，只是角度，角色，不一样罢了。记得当年毛 泽东的爱人江青在文革时放言要砸烂公检法。后来也就把公检法整的够呛，整完后又把这些人都流放到了一些穷山恶水的地方，也是吃尽了苦头。他们也是人，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能没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是执行公务，都是来自上面的压力，而上面的压力又来自广大的群氓。当时，毛 泽东的爱人和其同党们虽然都被关到监狱里了，但是她所教育和煽动起来的群氓还无处不在。要么，公安局的那个姓樊的在审查完后叹了一口气给我说：哎，你们这些娃呀，我们公安局的人多少子女都没有工作，你们这么好的工作，这么好的大学，你们还胡闹。我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后面有很多的很多。我感谢他。但是，我辜负了他的忠告，这可能是骨子里的东西，也就没过两年，我就辞去了公职。我还祘好的了，工作了14年，泡了有10年病假。缩着屁股眼装高血压，给自己的尿里放鸡蛋清装肾炎。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上过班的。张光荣则是一天班都没上过，大学毕业以后，拿着分配单去单位报到，碰到一个烂芝麻官可能头天晚上自摸过度，于是发邪火，冒恶气，言语放肆。张光荣叫那烂人把分配单拿来，然后当着那烂人面将分配单撕了。看来我们的性格都太硬了，满脸的棱角。所以我们后来都喜欢读老庄禅，好像还能好点。
　　孔长安似乎走的很远，自从在中央美院读了研究生后，居然搞起了前卫艺术，年轻时玩玩新潮也就罢了，追求什么扯淡的或者什么子虚乌有的终极真理可是很危险的。我就想不通他那么斯文的人，还搞过行为艺术。他和他的同学，也就是现在的中央美院的院长范迪安呀。还有他的室友，也就是现在世界著名批评家，策展人侯翰如呀。还有一群不知道什么人，跑到人家北大去做行为艺术，用红，黑，白的长布条把自己捆扎，包裹，然后静默着。或者应该说是扭曲着，挣扎着，还敲锣打鼓的。孔长安年轻时长的很好，很精神。我很知道很有一批女人垂涎他。但是他在北大很认真的做着世俗的人认为的神神道道的行为艺术，很可能吓跑了一些人家北大的漂亮女生，很可惜呀，很可惜。我一直有个意念就是：把别人教灵醒了，自己就傻了。后来孔长安画的画回来要给张光荣，张光荣不要。给我，我也不要。
　　1989年孔长安又参与了《中国现代艺术展》，是筹备委员会的。后来他跑到意大利，又做了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开放展”的策展之一。现在看来孔长安是为中国的现当代艺术做了很多的工作。《星星画展》过后中国最重要的一次艺术展《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孔长安既是策划之一又是参展者。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孔长安又是策划之一。中国人第一次参加有艺术上的奥运会的《威尼斯双年展》,孔长安又是其主会场的‘开放展‘的策划之一。看来，孔长安事情干的太多了。似乎过了，没有悠着来。所以就出现了戛然而止。   
　　孔长安是中国最早研究“达达”的，为此还写过很多篇文章。结果就对马赛尔.迪尚推崇备至。这几年见了他，他居然还是如此。我肯定比较偏执，认为迪尚是法国式的革命意念，我对革命是害怕的，害怕的屁滚尿流。因为我所见到的革命都是恐怖，都是暴力，而且无一不是暴力。所以，我觉得迪尚有怨妇情结又表现的像个恶妇，我们一桌人在打牌，是玩，是找乐子，是寻开心。她过来掀翻了牌桌。还企图在我们中间揪着一个人的耳朵拽回去仔细的收拾，一路上还骂骂咧咧的。破坏是可怕的，可以无所不能，还可以涵盖一切，还可以无孔不入，让人寒徹骨髓。孔长安给我讲过很多次迪尚后来不做艺术了，成天下棋。这里面可能就有着宿命和晦气。
　　后来孔长安做完威尼斯双年展的事，又在意大利给世界一流的艺术杂志《Fiash Art》用英文撰稿，介绍中国的前卫艺术，还把搞政治波普的王广义的画放到了《Fiash Art》封面，搞的王广义的画价猛涨。然后孔长安又做了很长时间的中文版的《Fiash Art》杂志。青灯黄卷，抓耳挠腮，很多的孤独和寂寞，很多的寂寞和孤独，让人唏嘘。现在我每每翻开那些杂志，就不得不嘟囔：这个书呆子呀，这个书呆子呀。后来见了这个书呆子，他又给我说：有两个犹太人给丁紹光卖画，上午闹崩了，下午这两犹太人就卖鞋去了。他这话给我说，也就罢了。可能还给别人说了。结果，后来就出现了美术届里的四大段子：吕胜中改行去编书，孔长安改行卖衣服，吕鹏改行做广告，邵大箴改行卖墨竹。
　　那个时候，人们真穷，穷的让现在的人不可思议。记得孔长安给我说过：他在中央美院读研时，人们知道他英语好，就成天有人找他让他帮着填写出国的手续，还填一个就出去一个，然后出去了的就再都没了音讯，孔长安也觉出哪不对劲，就在宿舍的门上贴了个告示：凡是来填出国手续者，须带烧鸡一只。从此就再也没有人找他了。
　　强润伟刚从大学毕业以后，曾经傻乎乎的热情过甚，给管辖的单位创造效益，利用自己的资源，找他在银行工作的同学，托了一路的关系，特批出来黄金。那单位做成金首饰卖，出奇的热销，那些不相信人民币的老头老太太半夜三更的排队抢购。那单位挣了很多的钱，最后送给了强润伟一对枕巾。
　　我们要什么？我们做什么？我们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张光荣和我好像有些觉悟，这可能源于小时候家里出过事，感觉出哪不对劲。要什么？问肚子，还要什么?问裤裆里的那家伙。我们做什么？总要想想为什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正乘以负得负，负乘以正还得负，那么，负负得正。为什么有意识了，就知道做什么了。什么事放一放，什么事不屑做了。由于小时候受过伤害，很知道是来自那里的邪恶，而且再把那邪恶耿耿于怀。那么，就绝不会随便做什么了。所以，孔长安再是个书呆子，也没呆到要去愚公移山，而是把自己移走。孔长安把自己移到了美国，强润伟把自己移到了深圳，马也驰把自己移到了香港。然后张光荣给我说：怎么聪明人都跑了，把咱们这些傻瓜都给留下了。
　　现在，大家都解决了生活的问题，都解决的挺好。折回头又想玩艺术，虽然这期间倒也断断续续的做艺术，或者在心里画画，但还是放下了。只是，做艺术是个很好玩的事，既可免俗，又能超脱。因为人要庸俗了，是很恶心很悲惨很下贱的事情。记得强润伟上班时，他们那庸俗不堪的经理居然要附庸风雅，让一个江湖上的号称“鸡王”的画行画的人，骗的每幅画花几万块钱买了很多张。那鄙俗的经理不知道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品味还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还叫人要给强润伟的办公室挂上一幅。看着那把公鸡画成雄鹰的破画，又把强润伟给吓坏了，赶紧给人说：不敢挂到我这，我怕脏了我的眼睛。所以，庸俗也是很浪费钱的。而且人有多俗气就有多痛苦。那么，玩艺术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和解脱。创造，无中生有，把自己放在一个舒服的地方。不需要什么代价，就能满足冒险的愿望。人的头脑在虚无缥缈的地方游荡，半痴半癫，半呆半傻。心很静，这是强润伟说的，很舒服,这是张光荣说的。很满足，这是我说的。
　　所以，我给张光荣提出再做第2届《西安现代艺术展》，张光荣说：做嘛，好玩嘛。给强润伟说，强润伟说：行。给付强说，付强也高兴。但是又过了一阵就听到付强说：老运动员，剃掉腿毛，又准备上场比赛呀。这话我不敢苟同，这辈子没跟谁争过比过，又都不是没意思的人。而且，退休的官吏是尴尬的，退休的商人是失落的，谁见过那个真正的艺术家退休了的？那么，做个艺术家挺好。艺术家也可能是游离于人鬼神之外的逍遥者，觉悟者。                                            （ 2008.3）

关于1981年《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上]
史海钩沉系列 >>>